更換掌門人，在汽車行業并不鮮見，但在短短7個月之內更換了6名CEO（首席執行官），其意味就很有些不同。
自今年3月以來，保時捷、日產汽車、Stellantis集團、捷豹路虎、雷諾集團和沃爾沃汽車先后任命了新CEO。
這6名CEO變動原因各異，有的是被迫離職，有的是決定退休或者尋找新工作。但不管怎樣，新CEO們面臨的形勢都大同小異——不得不面對極其困難的挑戰。
來看看這6家汽車制造商CEO的變化。
● 3月11日，日產汽車任命伊萬·埃斯皮諾薩（Ivan Espinosa）接替內田誠（Makoto Uchida），擔任日產汽車首席執行官。彼時日產汽車深陷財務困境，并且剛剛和本田汽車合并談判破裂。
● 4月1日，74歲的哈坎·薩繆爾森（Hakan Samuelsson）接替羅文（Jim Rowan），重新出任沃爾沃汽車首席執行官。2012年至2022年，在薩繆爾森的領導下，沃爾沃汽車實現了創紀錄的銷量和利潤。
● 6月23日，老將安東尼奧·菲洛薩（Antonio Filosa）接替唐唯實（Carlos Tavares），擔任Stellantis集團首席執行官。唐唯實于2024年12月辭職，此前他與董事會關系緊張，北美銷量下降，Stellantis集團發布了盈利預警。
● 7月，雷諾集團首席執行官盧卡·德·梅奧（Luca de Meo）離職，雷諾任命公司資深人士弗朗索瓦·普羅斯特（Francois Provost）為首席執行官。今年夏天，因歐洲需求疲軟、本土市場與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競爭激烈，雷諾集團發布盈利預警。
● 10月18日，保時捷宣布，邁克爾·萊特斯（Michael Leiters）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接替奧博穆（Oliver Blume）擔任首席執行官。保時捷在2025年已連續4次下調財務預期，公司股價大幅下跌。
● 11月，捷豹路虎任命 PB Balaji 為首席執行官，接替退休的阿德里安·馬德爾（Adrian Mardell）。捷豹路虎面臨關稅、捷豹品牌重塑、電動汽車延期、電池成本和利潤率下降的挑戰。
汽車行業正在經歷領導層變革。這一變革至關重要，代表企業在應對持續挑戰方面的戰略轉變。當前，行業正面臨供應鏈問題、消費者偏好波動，以及向電動智能汽車轉型的壓力。領導層變動會決定公司發展方向，并影響其創新能力和市場環境適應能力。
新任首席執行官可能會帶來新的視角和戰略，也可能影響行業競爭格局，包括投資者和員工在內的利益相關方正密切關注——這些新CEO可能導致業務運營和市場定位發生變化。
▍01
是好事還是壞事
對于Stellantis集團和日產汽車等陷入嚴重困境的汽車制造商來說，新任CEO是應對潛在生存挑戰的絕對必要人選。目前來看，菲洛薩和埃斯皮諾薩都在清理遺留問題方面開了個好頭。
對于沃爾沃汽車、捷豹路虎和其他公司來說，從理論上講，更換CEO打開了行業的集體思維，迎接新的想法和聯盟。舊的競爭和怨恨可以擱置在一邊。新的領導層可以創造機會，在共同基礎問題上，達成更多行業共識和合作。
最終，我們需要過些時日方知道，這些新CEO是否為利益相關者創造了集體利益。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——這6家公司的軌跡將改變。
在主要汽車制造商的高層迅速改組之際，汽車行業轉型帶來系列轉變，正考驗著首席執行官們。
Warburg Research分析師法比奧·赫爾舍（Fabio Hölscher）認為，轉型趨勢，即電氣化、軟件定義汽車和地緣政治壓力，以及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，正在改變企業對高層領導的期望。
高層的變動，反映了行業高管所承受的壓力。汽車研究中心（CAR）創始人杜登霍夫（Ferdinand Dudenhöffer）補充道：“由于形勢嚴峻，歐洲工業目前表現糟糕。中國一直表現出緩慢的增長趨勢，沒有人知道美國關稅和特朗普的走向，歐盟本身也正遭受經濟問題的困擾。”
此外，隨著汽車制造商的財務業績繼續低于預期，在不久的將來，預計會有更多首席執行官職位變動，這讓股東們擔憂。“將焦點放在那些準備扭轉局面的首席執行官身上。”咨詢公司Gartner研究副總裁佩德羅·帕切科（Pedro Pacheco）說。
他認為，接替即將卸任的首席執行官的新高管，并不一定像人們預期的那樣，專注于軟件、技術和電氣化。
根據Gartner 2025年數字汽車制造商指數（該指數反映了硬件、固件更新能力、無線更新的推出，以及人工智能在汽車軟件應用方面的進展）擁有數字和軟件技術專業知識的CEO，其比例從2024年的20.8%，略微下降到2025年的19.2%。
這并不符合汽車制造商對新型CEO的需求。新型CEO要對數字和電動汽車技術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更注重顛覆。同樣，這也表明股東們耐心不足，他們擔心的似乎不是長期計劃如何執行，而是希望新CEO能否在短期內扭轉局面。
帕切科補充說，理想情況下，股東愿意犧牲短期財務業績，以換取長期收益。“汽車行業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，這意味著，企業需要經歷深刻的變革，才能達到頂峰并保持在那里。每個人似乎都承認變革的必要性，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承擔變革伴隨的痛苦。真正深刻的變革，需要做出改變和付出。”
股東不愿接受變革，意味著在實施必要的變革時，首席執行官往往束手無策。帕切科說，“人們認為CEO是一個全能的、無所不能的人物。但最終，他或她要向公司的老板匯報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高管們并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，只是為了維持現狀而進行微小的改革。然而，從長遠來看，這種激進變革被推遲得越久，實施起來就越困難。
為解決這個問題，首席執行官們應該告訴股東冷酷的現實。
帕切科認為，首席執行官們應該準確地解釋，是什么讓中國汽車制造商在軟件及其應用方面如此先進，以及為什么傳統汽車制造商在這一領域處于劣勢。
“這不僅僅是投資軟件，而是讓組織更加關注軟件，更加關注數字技術，這需要深刻的變革。如果不這樣做，就會逐漸衰退，船就會一點一點地下沉。”他說。
因此，未來5年，并購甚至破產將成為大環境。帕切科說，除非幾家傳統汽車制造商以深刻的方式解決問題，否則，我們肯定會看到執行領導層發生更多變化。
▍02
找到新CEO并不容易
特殊時代需要特殊的領導者嗎？
汽車行業從未像今天這樣，同時面臨如此多的挑戰——電氣化、經濟衰退、新進入者、關稅等。
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，我們是否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者？或者當事情變得艱難時，董事會是否只是在業績達不到預期時，把首席執行官當作一個替罪羊？
無論如何，傳統汽車制造商頻繁更換首席執行官，是汽車行業在轉型階段陷入混亂的典型例證。隨著汽車從內燃機轉向軟件導向型汽車（SDV），以及中國企業對低成本汽車的攻勢日益加劇，傳統汽車制造商的危機正在加劇。
這導致高層焦慮，導致績效壓力，成為頻繁更換首席執行官的誘因。
獵頭公司拉塞爾·雷諾茲的數據顯示，2024年，全球前50大汽車制造商中，11家負責人離開。2023年有4個CEO離開，2022年有3個。
找到下一任首席執行官并不容易。隨著電動汽車、自動駕駛汽車和聯網汽車等SDV轉型速度加快，多數汽車公司正逐漸轉變為一家高科技企業，而非過去的傳統制造商。
的確，不斷變化的工業環境，還需要除汽車行業以外的高科技技術，但并不僅僅能滿足于接受外部人才。這是因為，汽車行業屬于資本密集型工業，利用現有設施也很重要。很難找到對內燃機核心內部狀況有深刻理解的領導，并制定策略，以有效利用、推動它們朝著新方向發展。
去年12月，前首席執行官唐唯實離職后，Stellantis集團花了6個月時間，才找到他的繼任者。Stellantis集團最初考慮過外部人才，但最終在內部找到了新CEO。
一位參與人事改組的高管表示:“由于關稅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，我們必須找到一位對公司有充分了解的高管。”
同樣，沃爾沃汽車也重新召回曾領導該公司十多年的哈坎·薩繆爾森。
行業高管認為，隨著汽車行業轉向電動汽車，汽車與科技行業之間的界限模糊，導致繼任計劃變得復雜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、盈利能力下降，以及中國品牌大量涌入，加劇了當前的復雜局面。
Stellantis集團一位內部人士表示，關稅的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，進一步凸顯找到一位對公司充分了解的高管的必要性。
另一位知情人士認為，管理擁有14個品牌的Stellantis集團，以及在法國、意大利、德國和美國的核心業務，需要具備復雜的外交才能。
一些高管則承認，不斷變化的行業格局，需要超越汽車行業的技能，但接受外部人才也將面臨挑戰。
“我認為，在眾多關鍵技能領域和領導崗位上，行業人才普遍短缺。”本月早些時候，阿斯頓·馬丁首席人事官西蒙·史密斯（Simon Smith）在《金融時報》汽車未來峰會上總結道。但鼓勵管理者去考慮行業以外的人選并不容易，汽車是一個相對孤立的行業。
去年10月，阿斯頓·馬丁任命阿德里安·霍爾馬克（Adrian Hallmark）為新CEO。這已是這家英國汽車制造商在4年內第3次更換CEO。
“尤其是，情況變化如此之快，汽車行業需要一個全新視角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問題。”英力士汽車負責人林恩·卡爾德（Lynn Calder）警告道，汽車行業正走向“慣性”，且缺乏不同的思維方式。
無論如何，高管面臨迅速交付變革、避免業務下滑和反擊各種挑戰的壓力。在這個特殊時期，伴隨董事會不斷尋找那些杰出的領導者，勢必導致汽車制造商高層發生更多變化。